联合国网站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近几个月石油价格有所企稳，但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油价不会回到两年前历史性崩溃之前的高位。一方面，页岩油生产以较低价格永久地增加了供应。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市场增长放缓以及全球减少碳排放努力，需求将受到抑制。这一切都带来石油市场的“新常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大宗商品研究室主管阿雷兹基（Rabah Arezki）和该研究室经济学家松本哲人（Akito Matsumoto）在10月27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表示，页岩油改变了游戏规则。每天 500 万桶页岩油的意外高产导致全球供应过剩。加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出乎意料地决定保持产量不变，这一供应过剩促成 2014 年 6 月开始的石油价格暴跌。

文章指出，虽然价格暴跌导致石油投资大幅减少，但由于生产反应迟缓，供应继续过剩。此外，页岩油生产对价格下跌缺乏弹性再次让市场参与者吃惊，导致 2015 年油价进一步下跌。通过提高效率，页岩钻井公司的成本显著降低，使主要公司避免陷入破产境地。投资减少预计将导致 2016 年非欧佩克国家产量下降，但是，产量仍将超过消费。许多专家预计，尽管库存水平较高，2017 年的石油市场将保持平衡。

文章表示，价格下降刺激了石油需求增长，2015 年，石油需求达到创纪录的每日约 180 万桶。2016年和 2017 年，预计需求将放缓到每天 120 万桶的趋势水平。然而，需求增长的前景并不乐观。在过去几年里，石油需求受到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驱动。尽管中国仅占世界石油消费的 15%，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其对石油需求增长的贡献显著。新兴和发达经济体增长进一步放缓会显著改变石油需求。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性转变，特别是中国从投资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向国内需求导向的增长模式，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文章强调，从中长期来看，摆脱依赖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转变将进一步影响石油需求的前景，尽管油价下降可能会推迟这一转变。必须大力改革能源政策，以实现 2015 年 12 月巴黎气候大会（COP21）确定的目标，而且必须确保大部分石油储量仍处于地下储藏和未燃烧状态。不清晰确定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具体行动只会增加对石油需求前景的不确定性。

日前，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晓炼主持召开党委会，传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紧密结合进出口银行工作实际，就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着力强化“四个意识”进行了研究部署。

胡晓炼表示，这次全会确立了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和现实需要。新形势下，做好进出口银行工作，充分发挥进出口银行的职能作用，使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关键在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胡晓炼强调，全行上下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扎扎实实地把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要强化党建主业意识，自觉落实从严治党责任；要坚定理想信念，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抓好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要落实党内监督责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胡晓炼强调，中央决定，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17年下半年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全行上下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和作用，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10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教授出席2016首届世界区块链大会暨互联网+制造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供给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我国当前的房地产调控应注重需求调控与供给调控相结合，短期调控与长期调控相结合，并处理好房地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现有的需求调控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供给调控的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以下为主题演讲全文：

我国房地产调控的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房价几乎单边上涨，似乎越调控，房价越高。就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而言，我们认为，调控效果欠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将房地产供给调控与需求调控并重。今年10月，国内多个房价上涨较快的热点城市再次推出了房地产调控政策。从密集的调控政策可以感受到大家对房价高企、资产泡沫和中国经济未来的担忧。总的来说，需求调控主要侧重于短期，供给调控则更加侧重中长期，且供给调控有助于稳定公众预期。在市场分化的情况下，在分类施策、因城施策的背景下，我国房地产调控需要注重供给与需求相结合、长期调控与短期调控相结合，并处理好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我国房地产调控以需求调控为主

我国房地产周期的拐点和房地产调控政策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反映了我国房地产调控以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特征：当房价过高时,通过抑制需求来给市场降温;而在房地产低迷或萎缩的时期,同样是运用促进需求的手段进行调控。例如，2005年出台一系列需求调控措施后（包括取消住房贷款利率优惠政策、上调房贷首付比例等），房地产销售增速有了明显回落；房地产市场在2008年、2012年的上行，以及最近一轮房价上涨（2014年底开始），也都和各部门放松对需求的管制有关。

最近，热点城市再次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北京为例，9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了加大住宅用地供应力度，合理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加快自住型商品住房用地供应，强化“控地价、限房价”的交易方式，进一步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等措施。上海继“沪九条”之后，又于10月8日公布六条措施，严格执行限购、限贷等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以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通过比较几个一线城市近期的房地产调控新政（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各地房地产调控举措中，既有需求调控，也有供给调控，但仍然以需求调控（如限贷、限购政策）为主。并且，需求调控的措施更加具体、可落实，而供给方面的调控举措则是比较笼统、原则性的，短期内也难以落实。由于需求调控直接通过硬性标准抑制了交易量，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但却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并且，我国房地产供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严禁房地产开发企业、房产中介机构从事首付贷、过桥贷及自我融资、自我担保、设立资金池等场外配资金融业务。 加大住房用地供应力度，提高商品住房用地的中小套型比例，中心城区不低于70%，郊区不低于60%；推进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并轨运行；严格执行商品住房项目配建不少于5%保障性住房政策，产业类工业用地配套建设租赁房等生活服务设施的，其建筑面积占项目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从7%提高到不超过15%；搞好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建设、供应和供后管理；加快推进旧区改造和“城中村”改造。

二、房地产市场供给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

我国房地产市场供给端的问题比较突出，体现在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形成了分化，同时部分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今年以来，一线城市的住宅价格同比增速持续较三线城市高出十几个百分点。从百城住宅价格指数来看，2016年9月，一、二、三线城市住宅价格同比分别增长26.72%、14.87%和6.79%。供给稀缺是热点城市房价高涨的最显性的原因。

首先，住宅用地和新建住宅供应不足。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面积近年来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房地产用地面积下降更多。2013-2015年，全国房地产用地占供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7.4%、24.8%和22.5%（如图2、图3）。即使供应减少是由于总供给量过剩，住宅用地和新建住宅供给的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据有关方面监测，在16个热点城市中，有8个城市住宅用地供应量少于去年同期。厦门减少50.2%，上海减少47.5%，广州减少41.9%，北京减少30.8%，苏州减少21.1%，济南减少21%，南京减少13%，无锡减少9.1%。在16个热点城市中，有6个城市商品房住宅批准预售面积同比下降。北京下降32%，无锡下降27.2%，厦门下降23.6%，深圳下降21.4%，合肥下降15.9%，福州下降14%。从地价监测情况来看，一线城市住宅用地的同比、环比增速均持续、显著地高于其他用途地价。

第二、房地产的潜在供给难以满足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截至2016年9月末，全国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7.04万亿元，同比增长7.56%，增速比上月末低0.41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9.09个百分点；自去年6月份以来总体趋于回落，反映房地产潜在供给下降。购房贷款余额17.93万亿元，同比增长33.36%，增速比上月末高0.8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8.63个百分点，反映购房需求依然在上升。今年前九个月新增的个人购房贷款约3.6万亿元，同比多增约1.8万亿元。

第三、需求端的数量管制虽然使人们看得见的成交量下降，房价增速放缓，却并不能改变公众对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预期。直接从需求的角度进行数量管制，甚至有可能强化房价上涨的预期。今年7月份，全国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4773亿元，同比多增1984亿元，占全部对实体经济贷款（4636亿元）的102.96%。尽管这一情形在近期已经有所缓解，但9月新增个人住房贷款依然占人民币贷款增量的39%。居民部门加杠杆的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2016年9月末，江苏、广东、浙江、北京、上海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分别为33.80%、32.18%、24.62%、21.15%和18.24%，分别比上月末提高0.77、0.54、0.59、2.06和0.30个百分点。 5省（市）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全国房地产贷款余额的42.50%，比上月末提高0.07个百分点。供给的增加则更有利于稳定预期，应当重视预期管理对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但目前房地产调控中对于供给的措施依然比较抽象和笼统。

三、供给调控的意义及着力点

相比于需求调控，供给调控有利于从更加基础的层面改善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我国土地资本化的模式、以及当前各种资源集中于大城市的现实，都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供给的角度寻求方法。

一是合理地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融资。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土地资本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竞相追逐促进当地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政府财力支撑。一方面，政府以低价形式将土地转让给工业企业，吸引企业投资并拉动就业，进而带动当地经济和政府税收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土地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值；另一方面，作为住宅用地的土地要素通过拍卖的形式转让给房地产商，供房地产商开发建设成商业地产用于居民购买，政府一般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的土地财政收入。

根据最新的测算，在房价的构成中，政府所得占房价的六成左右。研究表明，作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所占比重都接近50%，有的城市甚至占到了60%以上（周彬和杜两省，2010）。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2015年出让国有建设用地22.14万公顷，出让合同价款2.98万亿元，同比分别减少20.2%和13.3%。其中，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面积20.44万公顷，占出让总面积的92.3%；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合同价款2.86万亿元，占出让合同总价款的96.0%。

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土地资本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提供了激励。高地价提高了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拍卖获取的收入，因而地方政府有动机通过维持土地供给的稀缺性来获得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在此前提下，要增加土地的供给就会比较困难。并且，高地价将提升城市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性也有可能进一步增加，不利于吸引人才、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从而削弱城市竞争力。短期内政府财政收入存在“租税替代”的关系，即政府来自于房地产的租金收入越高，来自于其它行业的税收收入越低，房地产片面发展对实体经济具有不良影响。

作为应对，应考虑改革土地拍卖制度。我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制度下，出价高者得，在未来房地产价格将保持上涨的预期下，土地价格更容易被抬高，“地王”频现。相比之下，上海车牌拍卖制度值得在我国土地使用权拍卖的制度设计中参考。它要求出价进入有效报价区间，而有效报价区间是根据截至一定时间点的最低报价来确定的，在此基础之上，再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规则确定中标者。显然，在这样的拍卖制度下，报价最高者和最低者都无法中标。在土地拍卖中参考这样的拍卖规则，将会改变“地王”频现的现状，更有利于价格稳定和价值发现。

二是优化资源布局。在一些热点城市房价飙升、供不应求的同时，我国房地产行业还面临着去库存的艰巨任务，一、二线热点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分化十分明显。8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同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44.3%，最低为下降3.8%。

我国优质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往往在大城市较为集中，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北京、上海等国内一线城市。近年来，国内主要城市学区房现象持续升温，便是公众愿意对优质教育资源支付更高价格的一种体现。有研究测算，学区房的租金收益率平均而言比非学区房低5%，对于小户型住宅更可达19%，且租金率折价存在较大的波动，受教育部门公立学校入学政策冲击的影响大。

因此，从长期来看，在更大范围内提升我国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的质量，亦有助于破解我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难题。

三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城市住宅用地的供给。从国际比较以及我国一线城市的土地使用情况看，完全有可能增加一线城市的住房用地供给。实际上，高地价与目前地方政府面临的GDP考核指标有直接的联系。为了达到GDP的考核要求，各地区需要尽可能多发展工业投资，从而影响了土地资源的配置，导致我国一线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远高于国际上其他同类城市。这样的土地使用布局对于我国一线城市来说，并不一定是合理的。

北京、广州和深圳三个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分别达到22%、32%和36%，远高于纽约（3.9%）和东京（5.1%）。纽约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为44%，东京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3%，而我国的北京、广州和深圳的这一比例分别仅为28%、29%和26%。

一方面，要改变单一追求GDP的绩效考核办法，纠正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当前利益，更加重视民生、资源环境和长远利益，优化资源布局。另一方面，在增量土地供应空间有限、供需失衡的情况下，存量土地（城乡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闲置未利用土地和利用不充分、不合理的土地，具有开发利用潜力）在城市发展中应该被充分挖掘利用。据测算，上海中心城区成片工业用地转型空间为9000万方，旧住区改造产生的住宅体量约为6000万方。全上海市范围内住宅的建面空间可达1.6亿方，相当于可供应8年的成交量（2015年全年上海市住宅销售面积约2000万方）。在盘活存量土地的过程中，应发挥政府主导、统筹协调的优势，缓解供应紧缺，优化城市发展。

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增加城市住宅用地的供给，不仅可以从供给端缓解我国热点城市房价过高、增速过快，而且有助于稳定公众的预期。

诚然，许多国家在城镇化率达到75%之前进程中都出现了房地产价格远远高于当时的经济增速、租售比等指标看上去也远远超过“合理范围”的现象。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是以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未来预期收入提升为基础的。在中国通过土地资本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做了大量的统筹协调工作，例如招商引资、城市规划，从整个地区的全局来考虑产业布局、居住片区的分布等，同时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国的经济潜力得到了很大的释放，地区房地产价值亦得到了提升，而房地产价值的提升恰恰是来源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根据初步测算，2016年三季度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8%左右。房地产确实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如果房地产的膨胀趋于挤出其他投资和扼杀企业家精神，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健康发展则是不利的。因此，还应着眼于中长期，从土地和各项资源的供给，以及制度上做改进。

总的来说，我国当前的房地产调控应注重需求调控与供给调控相结合，短期调控与长期调控相结合，并处理好房地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同时针对市场分化的情况，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甚至采取“一城一策”的方式。一方面，密切关注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线城市库存下降的情况，加大住房供应；另一方面，对三、四线等商品房库存较大的城市，根据当地市场情况，采取有效化解房地产库存的措施。在现有的需求调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供给调控的措施，兼顾短期和长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中央政府在多个高级别经济会议上频繁提到房地产“去库存”概念；

·去库存已成为政府帮助市场纠正供需错配，排除改革“堰塞湖”，扫清供给侧改革障碍的规定动作；

·物业最高最佳用途、对市场的快速反馈、专业运营能力、压低成本提高利润空间、品牌细分获取辨识度是可予改进的五大策略；

4月19日，戴德梁行举行了2016年第一季度媒体发布会，北中国区策略发展顾问部主管王晨博士就时下去库存进行深度剖析，并提出应对策略。

2015年以来，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增速走低、经济结构转型，以及调控政策进入新常态，房地产这一支柱型产业的重要性又被重新提到台前。中央政府在多个高级别经济会议上频繁提到房地产“去库存”概念，并且将结合户籍制度改革、信贷政策调整，因城施策针对性的化解房地产库存。房地产去库存问题为何如此重要，戴德梁行认为共四大原因：

·国民经济增长乏力 房地产行业的支柱地位以及对经济的全面拉动能力短期内无可取代，在国民经济增长整体放缓时还需要房地产出马救主。

·地方政府财政吃紧 房地产各级交易环节的税费以及前期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预算内外收入比例已约40%；政府量入为出已形成路径依赖，对房地产难以割舍。

·解决闲置资源浪费 大量财富以存货形式堆积于开发商的资产负债表上，无法形成资金周转；且物业建成即开始折旧，对社会资源造成巨大浪费。

·预防结构性危机 开发商杠杆比例不低，一旦资金无法周转发生债务违约，可能引发金融系统连锁反应并导致全社会结构性危机，政府必须提早防备。

去库存已成为政府帮助市场纠正供需错配，排除改革“堰塞湖”，扫清供给侧改革障碍的规定动作。

在全部去库存任务中，住宅物业所占面积比例达63%，毫无疑问是去库存的主力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全国住宅待售面积从2015年4月起同比增幅已呈下降趋势，但总量仍在继续攀升，每月以460万平米的速度在累积。按同比幅度下降趋势预计，仍需一年时间才能实现月度新增待售面积降为零，开始真正的去库存。

住宅物业去库存形势不容乐观，那么占去库存任务余下37%面积的经营性物业是否同样面临压力呢？

经营性物业的二次去库存难题

在审视经营性物业去库存形势前有必要厘清这类物业去库存的定义。由于经营性物业兼具使用功能和收益功能，最终以对外租赁获取资产孳息为目的，因此在开发商出售物业让渡产权时，即完成了第一次常规意义上的去库存；而对终端业主而言，未出租的经营面积也是库存，其对外出租经营时，即完成第二次去库存。经营性物业这种两次去库存的情况相对住宅物业情况更复杂。

·经营性物业的首次去库存，形势正日益严峻。从同比趋势看，过去一年经营性物业待售面积始终保持25%以上的增幅。如果说住宅物业去库存尚可预期，经营性物业去库存还遥不可及，并且以每月450万平米的速度快速累积。

·经营性物业的二次去库存，缺乏统计数据的巨大隐患。

写字楼：据戴德梁行统计，2015年末除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外，其余二三线城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已全部突破10%。以二线城市天津为例，2014年之后甲级写字楼市场空置率即突破20%并仍在走高。未来五年，部分二三线城市还将迎来新增供应潮，总存量将提高一倍至数倍，空置率飙升不可避免。

商业：未来三年内，部分二三线城市仍将迎来零售商业面积的大规模供给。以北中国区大连、青岛、西安为例，2016年以上三个城市商业存量预计将增加一半，而三年内将翻番，商业空置率也将不可避免的达到10%以上。商业空置重灾区沈阳虽然入市面积逐年减少，但空置率仍将进一步提升，巨量商业面积面临去库存压力。

酒店：酒店行业受经济疲弱和八项规定影响较大。星级酒店总客房数自2008-2009奥运经济热潮过后开始回落，2013年在八项规定提出后更是纷纷主动摘星或被动转型退出统计口径。但客房出租率受经济下行影响仍无法保持平稳，过剩的“房晚数”已经成为酒店行业的巨大库存，预计未来3年五星级酒店将进入整体亏损期。

从经营性物业的两次去库存进程看，虽然首次去库存物业总量尚小于住宅，但增速不减，预计未来会成为让高层更加头疼的难题，其压力主要为开发企业承担；二次去库存物业总量巨大，且库存成本需全社会共同承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隐疾。

提升资产经营获利能力以求保值

由于此轮去库存主要由政府主导，面对不断新增的库存增量和无法被消化的库存存量，政府的调控逻辑必然是限制市场新增供应量，同时快速出清现有存货，在价格上采取中短期压低成交价格以价换量、远期创造升值预期的策略。在政府刻意“放水”的前提下，市场将会有何反应。

经营性物业靠租赁收入支撑资产价值，但一般靠资产升值获利。当一般资产交易价格受政府严格调控升值乏力时，投资者出于保值考虑会纷纷出手，转而涌向优质资产，造成的后果就是一般资产价格越来越低，而优质资产供不应求且选择待价而沽。

在一般资产难以依靠市场稀缺性实现保值增值目的时，稳妥的经营现金流才是资产保值的基石，资产持有者必须修炼内功，提升资产经营获利能力以求保值。

五大应对策略

在资产经营获利能力方面，人口基本面是经营性物业存续的前提背景，抛开这个外在因素，戴德梁行认为物业最高最佳用途、对市场的快速反馈、专业运营能力、压低成本提高利润空间、品牌细分获取辨识度是可予改进的五大策略。

·物业最高最佳用途

根据级差地租理论，土地区位的不同和投资生产率不同造成地租差别。在物业外部区位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单位面积经营效率，形成物业类型梯次延展是经营行为的必然。例如高楼层商业的招商运营一向是难题，但转换角度看，客流难以抵达也是安静独立空间的功能特征，目前已有高层商业开始改造为联合办公模式。同理还有商务区老旧酒店改造为办公楼。

·对市场的快速反馈

根据市场需求尽快调整经营产品供给是当前供应端过剩、竞争加剧环境下企业领先于对手的必备能力。以北方写字楼区域市场为例，针对空气污染问题，部分甲级写字楼及时响应，在空调进风口处加装新风除霾设备，并在大堂设置LED屏幕显示室内外空气质量指数的对比，整体配置成本不高，但对提升写字楼租户忠诚度有很好效果。

·专业运营能力

在传统零售渠道规则被打破，B端与C端直接对话的时代，物业经营者对终端产品的运营能力将成为企业区别于对手的核心竞争力。以广州正佳广场为例，从租赁联营模式逐渐增加自营比例，直到推出“Hi百货”买手店，增强自身专业能力的同时也获取中间代理环节的利润。同理还有万达百货推出的“非他非她”鞋店。

·压低成本提高利润空间

这种策略可以直接对经营现金流产生影响。增加收益额的两种策略是（1）着重提升业务规模并摊薄成本，逐步扩大收益率；（2）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着重压低经营成本，扩大利润敞口。对于经营性物业持有者，可采纳后者策略通过合理缩减人员成本、物业能耗改造等实现。万达广场内商管与百货的工程物业团队整合即体现了这一策略。

·品牌细分获取辨识度

通过专业化运营和品牌塑造，加强自身的特点，让终端消费者能第一时间想到某一经营性物业并前往消费，可以说明运营是成功的。以酒店产业为例，放弃大而全的标准型酒店主题，针对目标细分客群做全方位需求满足是目前星级酒店转型的出路，由此获得的品牌辨识度成为进入市场的入口。

经营性物业持有者在面对去库存大背景下，如同在开闸放水、泥沙俱下时，只有身强（专业运营能力）、体健（对市场的快速反馈）、装备专业（物业最高最佳用途）的泳者才能逃出生天。而所有应对策略需要企业从管控理念、管理层级、决策机制开始，着手修炼内功，提升资产经营能力，加强资产盈利预期以求保值。